从“十三五”到“十四五”：全面提高经济竞争力，加大改革力度

◆ “十四五”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多变，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挑战可能更加严峻

◆ 短期内，应尽快稳定需求，促进经济复苏；长期来看，需更多从供给侧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打造和开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

2020年既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更是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大考之年。疫情的磨难与洗礼，为我们乘势而上、进入新一轮进阶升级的伟大历史征程增添了极不寻常的一笔。

“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十四五”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展望未来，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根本要求，“十四五”期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

 “十四五”发展基础坚实

回顾即将过去的“十三五”，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GDP已逼近100万亿元，人均GDP历史性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

城镇化进程稳步提高。城镇人口占比超过60%，城乡区域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形成，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形成。

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多项新进展和新成绩，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国际合作和经贸往来深化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强。

可持续发展状况稳步改善。在经济发展不断趋好、社会民生进步明显的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一定提高，经济社会活动的消耗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成效逐渐显现。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及其占GDP比重逐年提高，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不断攀升，位列第14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不断显现。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四亿人口全面迈向小康，就业规模稳步提高，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这些成就为“十四五”的发展乃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十四五”时期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创新驱动和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期。

“十四五”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多变，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挑战可能更加严峻。

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复苏放缓的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加快重塑，一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演变，另一方面对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变革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在世界蔓延，更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迁移和重构，加大了人们对“去全球化”的担忧。

就内部环境而言，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经济结构仍有缺陷，经济整体大而不强，高端产业少而弱，核心科技掌握不够、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有较大短板，生态环保问题仍较为突出；等等。

特别是，中国经济中长期还面临几个突出的困难与挑战：一是传统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逐渐消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二是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日趋严重，未富先老、高龄少子同时出现；三是中美两国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及金融等方面的长期竞争和博弈已经开始，且将更聚焦于长期战略利益而非短期商业利益。

短期内稳定需求

尽管面临着疫情冲击和各种极不寻常的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制度、市场、人才、技术等优势依然显著，超强的组织动员和经济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稳定运行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

面对短期总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应尽快稳定需求，促进经济复苏。

精准施策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当前可将消费回补政策的重点集中于汽车，通过改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完善限购、限行相关措施，阶段性减免购置税等方法，尽快激活汽车消费。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民众和低收入群体，建议以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为契机，以消费券、现金补贴和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共同发力纾困。此外，建议自今年起，适当延长公共假期，如大幅延长春节假期，延长中小学生春假等。

加大基建投资对冲力度，着重改善营商环境，激活和释放民间投资的活力。稳投资宜精准发力，应从单纯的“铁公基”转向兼顾惠民生、调结构的公共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补短板领域及生态环保领域等。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地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善投资预期，增强投资信心，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和潜力。面对疫情冲击，应尽快通过制度创新、税费利息租金减免和直接现金补贴等多种方式，帮助民营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在疫情面前，有必要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目标，更快更坚决地出台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

 中长期加大改革力度

长期来看，需更多从供给侧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打造和开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中国经济发展第二曲线。

第一，以就业稳定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和核心指标，纾困与输血并举，保障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的就业，将疫情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程度。高度重视疫情对就业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出口行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从业者、农民工等群体。着重以直接补贴或低息贷款等方式，尽快拯救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以消费券、现金补贴和以工代赈等方式共同发力纾困因疫情而受损的民众和低收入群体，稳定就业。未来还应投入更多财政资源，除加厚织密社会保障的防护垫和保护网外，对受损企业中的劳动者，加大力度开展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需求、适应网络消费、在线服务、宅经济等新型行业的劳动力技能培训，并尽最大努力安排其尽快就地寻找再就业机会。

第二，以数字化转型为导向，通过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但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新动能还在逆势增长、蓬勃发展。可以乐观地预见，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将更为广泛地应用实施，疫情过后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有望加速到来。为此，应密切跟踪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注重用“四新”经济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新动能的培育，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合理及转型升级。

第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竞争中性”原则为核心，消除所有制歧视，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打破制约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退潮，中国仍需高举全球化大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更强有力的全球合作来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全球性责任、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对内，通过开放打破某些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垄断，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进国内产业升级，完善和强化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在尽量留住国际采购订单和减缓部分外资企业外迁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外部市场、外资企业和全球产业链的依赖。对外，以共同战疫和经贸合作为抓手，积极寻求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五，以绿色理念和“两山”论为统领，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是从源头预防各类传染病疫情暴发与传播的根本之道。实现绿色化发展的路径包括：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加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大幅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从源头控制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设置绿色门槛，实行绿色准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建立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倡导节俭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快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统一绿色项目标准，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加强国际合作，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六，以大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轴，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以都市圈、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为重点，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消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强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打造若干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其辐射带动作用；健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补齐困难地区和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短板，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