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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用人文思想贯通体制、结构和文明交融

发布时间:2024-07-05 来源:市体改研究会 浏览次数:4403 字号:〖

编者按:2024年6月1日,“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暨“人文经济学基本理论”研讨会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召开。以下为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的发言实录。

各位学界的同行,各位老朋友、新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开心参加这个会,一起讨论人文经济学问题。我做了个PPT,简单发言,把我的观点谈一下,请各位来教正。

近年,国内学界开启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其中江浙学者走在前面),这是一项带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探索活动。这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重新思考的机会。因为我过去搞的是“人本经济学”,现在讨论的是“人文经济学”,我还比较陌生。对于能给我这个机会,表示感谢。

我发言的题目是《用人文思想贯通体制、结构和文明交融——关于“人文经济学”的四点意见》,简单说:“一个统领,三个重点”。

先说建议的提出:我在1986年曾向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提了一个自己的课题申请,题为《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并且附了框架提纲(当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搞研究),后来我就从“专论”起步研究,到今天都已经30多年,但这个《人本经济学》体系并没有完成(恐怕我今生也很难完成),只出了三部“人本经济学”的专著:第一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今天已经赠给学校)。一开始我是从人本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人本经济学”的。5月11日我在这里的“理论创新研讨会”上说过,《光明日报》2009年在“新中国六十周年理论巡礼”曾经介绍过这本书,题目选了书中一句话《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还有一部《包容性改革论》,201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手中只有一本是我划了的,最近商务印书馆要出《中国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本书被收入,再版后再相赠。第三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今天也赠送给学校,供参考。因为“人文”与“人本”毕竟不完全等同,今天讨论的人文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直接切入人文经济学的基调、架构及立论,谈谈我的观点和建议:

一、人文经济学应以“人文思想”作为统领,贯通于经济运动全过程,并使二者“内化一体”

刚才徐明华副校长提的两句话:人文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当中的人文因素”,或者倒过来说“用人文精神来统辖经济学”,大体与我的思路是接近的,我的观点,就是要在研究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来贯通经济全过程,使二者“内化一体化”,这是我的基本思路。

既然人文经济学要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来贯通经济,首先应把“人文关怀”(特别是“人”)的概念搞清楚。我先谈谈我的界定。关于人的内涵,我在《人本体制论》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提出“三层含义论”,就是横向、纵向和内核三点。

第一,横向上我认为应该打到边,是“全体人”,不是“部分人”或经常使用的“多数人”;是“每个人”,不是笼统的“人”;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舆论界经常使用所谓“多数人”或“大多数人”,我认为不采用这个概念,例如——经常有这种提法“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或者“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我曾经跟有关方面提出过,您说是让多数人共享或者大多数人共享,那么——请问“少数人”在中国现在是谁?我建议是“全体人”“每个人”。另外横向方面,我早年读过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等作品,他有句名言就是:“我爱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这是其一。

其二,纵向:不仅仅是“本代人”,而是“多代人”。一定要有“多代人”的概念,涉及我们写书的视野问题,因为关乎子孙后代,生态文明等。

其三,内核:不仅仅是“物需人”,而是“多需人”,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各种需要,绝对不是一个“单向度”的。

基于以上三层含义,因此我主张人文经济学应用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来贯通经济,我主张三层的“人文关怀”,即对“全体人”的“人文关怀”,对“多代人”的“人文关怀”,对“多需人”的“人文关怀”。

例如,中国残障人士有8500万,占总人口6%,如果加上家庭人口,约占总人口20%左右。我前几天刚刚在湖南参加了全国性的助残公益活动会,就涉及残疾人就业问题,中央政治局在5月24日的会上讲:“加强对大龄、残疾以及其他人的帮扶”。这里边就有人文关怀,要打到边,“一个不能少”。

研究人文经济学,总的来说我建议“三通、四不”。先说“三通”:

第一,要搞通马克思的“人文思想”之精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精髓是什么?马克思的原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认为,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闪光的话,最值得我们学习和把握的话。马克思讲的是“每个人”,不是笼统的、抽象的“人”。

更值得重视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论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边居于什么地位?我看了1894年恩格斯给卡内帕的信,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恩格斯说我不题词了,我把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我认为重要的一句话,把它摘录下来,姑且作为我的题词。那么,他摘的这句话说的是啥呢?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说,除了摘引这一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在马恩书信集里,大家可查看《致卡内帕》的信。这个比较级的话,就意味着在整个马恩体系里边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我领会,上述马恩论断,是人文思想的“精髓”或称“本质”。

第二,要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的“人文经济学”理念。例如,曾经来杭讲学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就力主经济学应把“人”“人的尊严”和“人文关怀”等作为基本理念贯穿于经济学中,以至于她的著作《糟糕的经济学》和《理想的经济学》(均由中译出版社出版)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人文经济学”的著作。

在西方经济学者中,尤其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如马尔库塞。我建议大家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马尔库塞在这部著作中就指出:“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三个丧失:一丧失了否定性,二丧失了批判性,三丧失了超越能力,这种“单向度的人”还是真正的人吗?振聋发聩。“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就出自马尔库塞这本书。在东北二道白河小镇,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把马尔库塞这本书看明白了,写了3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此书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三,中国政界和学界的“人文思想”。例如,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就对马尔库塞那本书有感悟、有评论,他在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语》里说过一段话(因为我在书中也引过他这段话我记得清楚),他强调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篇文章是在《浙江日报》专栏讲的,时间大约2005年前后,可以查。书是2007年出版的,我建议浙江的朋友,可把《之江新语》中这个话用于“人文经济学”之研究,我认为现在这个话依然有价值。

“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点破了人和“人文”的“本质”。

我说的“四个不”:

第一个,不要“人本工具论”。学术界朋友很关注“以人为本”,据我所查,中国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是管子,春秋齐国的相。我查过文献,在我这本《人本体制论》书里一开始就写了:“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最早是来自于管仲”。哪一篇呢?是《滕文公.上》。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讲“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有用的,而且客观上对老百姓也有一定好处,但是我仔细研究以后发现:管子的“以人为本”是“人本工具论”,他是以齐桓公的“霸业”为核心的,显然把“人本”作为执政的工具,作为统治的工具,因此我在这本书一开始,我就说要“抛弃人本工具论”,应该实行“人本实质论”。即应该按照马克思那个观点,把人的发展作为“新社会的本质”,也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本质。

第二个,我建议不要用“人民经济”这个概念,我觉得不合适。“人民”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经济类学术著作不要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名义”,要防止把“人民”一词庸俗化、低级化。

第三个,学科范围不要过宽或过窄。过宽的就是“泛社科”,因为涉及人文的多种学科,文、史、经、哲、法。这些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人文问题。但是毕竟我们这个题目是“人文经济学”,我领会还是经济学大家族里的一门学问,属于经济学大学科。但也不能过窄,搞成专业性的、部门性的,比如说“文化经济学”。

第四个,不要封闭自我,要胸怀天下,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文明交融”还要讲。

这是第一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是总的、基调性的。

二、将人文“内化于”经济体制,把打造更带“人文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第一重点

中国经济上的问题第一位的是体制问题。因为传统理论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要被消除。”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商品经济跟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这是长期的观点,骨子里面是“反市场”的,因此主张搞计划经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且涉及一系列的现代文明。我认为,面对着这种传统的观点,我们应该创新。实际上这四十五年,我们国家也在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成绩很大,应该肯定,但下一步任重道远。

下一步怎么做?要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在体制方面,可五方面加力:

第一“上”:建立人文性的政府体制,使政府体制真正克服“官本位”,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

第二“中”:建立人文性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决定体制。1759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十七年后(1776年),他又出版了《国富论》,新书在此前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说等市场经济思想。他这里边有一系列的人文性的市场安排,我认为亚当.斯密的市场体制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很精辟。

第三“下”:建立人文性的微观(企业)体制。此作为经济基础底下的东西。今天有企业家朋友参会,很开心,我们的微观基础需要重新塑造。

第四“内”:建立人文性的民生体制。老百姓现在有些急难愁盼的事情。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来建立人文性的民生体制?

最后“外”:就是制度型开放,你怎么用人文性来开放(对外实行经济与人文交流结合)。

这几条,形象地说,上中下内外。政府、市场、企业、民生、对外。这是第一重点之所在。

三、我建议,将人文“内化于”经济结构,把打造人文性经济结构作为另一重点

一是供需结构。从人文出发,应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方略”并把需求放在首位。

二是产业结构。5月11日,我在理论创新会议上已经讲了。即十年前,在拙著《创新立国战略》里,我提了这么七大产业,后来二十大报告也讲了七大产业:其中六个“不谋而合”,但多了个“人工智能”(我当时没认识到);少了个“新能源汽车”(可能已经成势,二十大报告未讲)。我的这篇《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我见》,《浙江日报》已经登了,就不重复了。

讲人文性经济结构,提请注意联系浙江的实际,建议书里面要用一些浙江自己的案例。比如,我了解的浙江强脑科技公司,搞“脑机接口技术”,他们的发明专利在全国“脑机接口领域”名列第一(190项,第二名23项)。我前天在全国助残公益行动大会上,见到杭州企业赠送给残联五千多个助听器,这里既有高科技,还有“人文关怀”,引起全国残联界和助残界的关注。这个案例很好,李强同志也到这个企业看过。

我提醒:就是将来写产业结构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块的同时,不应该忽视传统专业,就是按照“抓新兴,带两头”来办,一头是传统产业,一头是未来产业。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2023年人均GDP不足1.3万美元,距离中央讲的2035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4万美元)还差得很远,我们还要艰苦努力。京城某高端智库有人说“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这对国民造成很大的误导。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包括我们浙江的传统产业),还有战略新兴甚至未来产业都要注意与文化结合,这是新的视角。

三是区域结构。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上月,我到了我们余杭,头一天看了“良渚”博物馆,感到不过瘾,第二天我到了现场,看了挖掘的“良渚遗址”,感到非常震撼。想到:各地的产业结构,应把优秀文化传统怎么把它融合进来。

四是对外结构,涉及经贸交流和人文交流的结合问题(略)。

还有其他,尤其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结合部,如社会分配结构等。这个结合部,我认为应该列到这个结构里边,至于其他的,就不谈了。

如果从“高质量发展”角度研究,经济除了结构以外,还要研究“发展方式”问题。例如,要注重创新发展,尤其重视“心灵的放飞:真正的创意之源”。要特别注重发挥四大“人本要素”(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的潜能,尤其强调“人本不是生产工具”;还要确立科学的考核指标。我主张以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人文经济”的考核指标。

因为这涉及人文经济学讲的“发展目的”问题。我在《人本体制论》一开始就说:从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固然需要有经济增长的GDP总量指标,这是重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提请注意“不要搞GDP崇拜”。联合国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人的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人均GDP、人的生活质量。按照这四个指标把它综合起来成一个总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24年3月份发布了最新一期《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升至0.788,全球排名由2021年的79位上升到75位(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大体排在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结合部附近),而按照GDP总量指标来说,中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我们现在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是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位,很少讲“人类发展指数指标”。这个东西,我觉得,人文经济学需要讲清: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GDP崇拜”,还是老百姓的福祉?我认为,我们的努力方向应是如何解决GDP总量世界第二位与“人类发展指数”第七十五位的失衡问题。

综上,体制、结构都应单独成篇,发展方式问题也可单独成篇,这样,将人文“内化于”经济各方面及过程,至少要有三篇(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篇)。

四、建议把培育新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文明“包容”与“交融”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基本落脚点

上面我讲的“人文内化于经济”是侧重从国内经济层面讲的(“一个统领,三个支撑”即体制、结构、发展方式),但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视野考虑,人文经济学应把文明“包容”与“交融”作为基本理念,并落实到全部行动中。这个问题需单独成篇,作为压轴。因文明“包容”与“交融”,即文明方式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

首先,要全面把握文明内涵。对应我前面讲的“多需人”,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个也不能少。要把“人的内涵”与“文明内涵”结合起来,对应起来思考研究。

第二,要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明,比如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为贵”“天人合一”等等,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写到书里头,这是中华传统文明里的优秀精华,要发扬光大的。同时也要除其残存:如“官本位”“等级制”、抑商传统等,它们在中国根深蒂固,另外契约精神等等也不够,需要培育。

第三,要看到文明是不断进步的,应面对新时代研究新问题。中国已经由农耕文明以及前一段的工业文明,向现代的生态文明和数字文明迈进。因此我们这部书要阐述超越工业文明,向包括生态文明数字文明这些现代文明挺进的历史进程。

第四,要有全球视野、反封闭,要注重借鉴、吸收国外(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科技创新等等这些新的内容。第一步做到“包容”(而不是盲目排他),第二步走向交融(而不是人为隔阂),由包容走向“交融”并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是有共同价值的,不能否定)。

创建人文经济学,在这方面浙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讲过两句话:“浙商遍世界各国,外商聚之江各地。”要发挥此优势,以此为依据、为案例,阐发中华民族由中华文明走向多元文明“包容”进而走向“文明交融”的历史进程。

我在2013年出的这本《包容性改革论》,基本思路是20个字:经济市场、政治民主、社会共生、文化交融、生态文明。

《包容性改革论》一书题记:海纳百川   因为海有博大的胸怀   壁立千仞   因为壁有擎天的境界。 21世纪的文明史     将昭示一条规律    包容性体制    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谢谢大家!(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和补充)【作者为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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