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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构性矛盾

发布时间:2024-07-02 来源:市体改研究会 浏览次数:3424 字号:〖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蕴藏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内需重在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经济的确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消费结构升级的确定性;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于尽快形成消费主导的新增长模式。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潜力还是经济增长趋势看,都需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断释放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未来5—10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消费市场的扩大。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其主要特点是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已向服务性消费转变。过去10年,全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7.91%。适应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长期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的某些结构性矛盾。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增长潜能。服务性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并已成为各方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服务性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当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时,服务性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服务性消费需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20年,我国累计进口服务4.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5.2%,这些服务进口成为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供给,也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市场开放仍有相当大的空间。2021年在22个服务贸易行业中,我国有1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50国限制指数平均值,直接影响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服务标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2024年3月份商务部发布的两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这就需要加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力度,有效打通服务领域内外循环,进而形成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以服务贸易较快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服务性消费需求的扩大,带动服务进口的较快增长,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成为全球共享中国大市场的重点领域。

  新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短缺经济阶段,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增长,投资决定消费,投资决定增长;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其产出效益将持续下降。当前,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服务性消费的投资需求明显增大,而服务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2020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为68.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以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投资结构调整。消费是生产的生产,是投资的最终归宿。从现实看,投资结构调整滞后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进程,加大了服务性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消费结构升级已对投资体制改革、投资结构优化提出现实而迫切的需求。消费为新投资创造空间性。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性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投资结构与政策调整,不是要不要加大投资,而是要寻求有效的投资空间;消费主导形成新的可持续增长,不是要减少投资,而是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造更大的新的投资空间。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主动适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政策调整。对不利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减少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某些干扰;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释放,尤其是服务性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相关政策;整合支持消费的相关举措,着力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供需错位等问题。以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以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能否拉动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释放服务性消费潜力,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富民为优先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客观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尤其是制约了收入弹性较高的服务性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通过调整初次分配结构,争取到2030年提升到5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提升到50%左右。

  加大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力度。居民就业收入增长面临较大挑战。稳消费,重在稳企业、稳就业。在就业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仍面临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的压力较大。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消费和收入都是就业的函数,要以服务业发展为重点,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没有服务业发展,很难吸纳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比第二产业高出20%左右。为此,要高度重视发挥服务业对吸纳就业、激活就业的重要作用;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相关社会政策与制度,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提升劳动者可持续就业能力。

  充分发挥政府在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公共消费既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条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费的重要保障。总体看,公共消费有较强的现实需求、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对居民服务性消费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为此,要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支出力度,逐步提升财政在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比重。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城市与农村的结构性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

  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81.9%、68.2%。突出的问题在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近3亿农民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根本之策在于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重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推动农民工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市民化质量。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后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化前高出14.6%。如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经常居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质量,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使新进入城市的人群人均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服务性消费供给、消费环境、消费设施等影响,农村服务性消费的潜力尚未有效释放。要真正落实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不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等。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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